人类社会秩序并不是自然事实，而是一套脆弱的想象建构。暴力能压服一时，利益能交换一时，习俗会随环境改变，它们都不足以长期支撑一个庞大社会对“本应如此”的共识。

宗教给出的解法，是把秩序的来源推到人类之上：宗教可界定为以对超人类秩序的信仰为基础的人类规范与价值体系。这个“超人类”不必是人格神，也可以是宇宙法则、自然律或天命。

一旦法律、道德、节日、王权与群体认同都被说成这套超人类秩序的一部分，它们就显得绝对、必然、不可随意更改，不再像人类白天商量、晚上就能推翻的约定。

当大量陌生人共享同一超人类秩序，信任与义务就能越过血缘与地域，合作规模随之扩大。

宗教降低大规模合作的承诺与监督成本：共同敬畏让背叛显得可耻，共同叙事让惩罚显得可信，共同仪式则反复确认谁“在同一秩序之内”。正因如此，宗教在历史中往往是公共制度、社会黏合剂与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，而不只是私人信仰或迷信。

宗教的覆盖范围本身也在变化。以地方为考虑的区域型或排他型宗教，只着重当地的位置、气候与现象：恒河流域的某个采集部落可能禁止砍倒一株特别高大的无花果树，以免树神生气报复；印度河流域的另一个部落则禁止猎捕白尾狐狸。这类宗教不必、也不会派传教士去说服远方的居民遵守同样的禁忌——多数采集部落毕生活动范围不过约一千平方公里，需要了解的只是自己那座山谷的超人类秩序。

农业革命开启后，宗教也随之一变。狩猎采集者认为动植物与人类地位大致平等，万物众生彼此沟通、协商共同栖息地的规则；农民则拥有并控制农场上的动植物，不再与自己的财产协商。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，正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存在变成人类的所有物。然而农民对羊群与收成的控制其实有限，于是出现掌管生育、气候与医药的神灵，替人类与沉默的动植物沟通协商；古代神话因此常是一种法律契约：人类承诺永远崇敬某些神灵，换取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，《圣经·创世记》第一章就是典型例子。

随着王国与贸易网络扩展，地方神灵已力有未逮，人类需要的神力必须覆盖整个王国或贸易网络，于是出现多神教、一神教这类普世型或推广型宗教：它们宣称的秩序适用于所有人，因此兼具强大的跨群体动员力与同样强大的排斥力。

同一套超人类秩序既能整合群体，也能划定边界、排斥异己。判断一个历史案例时，需要同时问两件事：谁被纳入这套秩序，谁被排除在外。

近现代还出现了把秩序锚定在“人性”上的尝试：自由人文主义把人性看作每个个体独有的内在体验与自由选择，因而强调个人权利；社会人文主义把人性看作属于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，因而更强调平等与公共安排；演化人文主义把人看作可以被演化改变、甚至可以被“改良”的物种。

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后一类思路的极端滥用：它把“人类可被改变”的推论变成对不同群体的等级排序。这既是严重的伦理错误，也在科学上站不住脚——它把描述性事实偷换成价值判断，又把族群差异错当成固定不变的生物学本质。